“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千年前，五代吴越国王钱镠极富诗意的一封浪漫家书，向世人诉说着吴越文化的温润灵动与隽永悠长。从史前星火点亮文明曙光，至古越春秋积淀文化底色，经近代变革穿越风雷激荡，到当代发展再谱盛世新篇，吴越文化在汇聚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源源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时代活水与蓬勃生机。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珍灿若星辰。上图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左下图为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右下图为北宋泥塑彩绘菩萨立像。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兼具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传统与特色。吴文化主要指太湖流域的文化，越文化主要指钱塘江流域的文化。二者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纷争中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据《越绝书》记载，“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秦统一中国以前，以夷越人为主创造的吴越文化，展现出水乡泽国的特色和精勤耕战的传统，构成了中华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韵悠远，文明渊薮。大约100万年前，浙江最早的古人类脚印落在了西苕溪畔。湖州长兴七里亭遗址、安吉上马坎遗址，用一件件手镐、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古人类遗存，实证了浙江百万年的人类史。大约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建德一带居住。上山文化则用古老的炭化稻米，为“南稻北粟”这一支撑中华文化早期发展的独特农业结构提供了“万年级”实证。此后，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共同讲述着吴越先民舟楫渡生、搭建干栏式建筑防潮、挖井取水的生活智慧，勾勒出吴越地区从定居农业到社会结构日趋繁复的清晰轨迹，向世人展示了长三角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悠久厚重的文明历史。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良渚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十分耀眼的那颗星。良渚古城遗址以其宏大的城址格局、复杂的水利系统、发达的稻作农业、等级分明的祭坛与墓葬制度，以及大量雕琢精细、纹饰神秘的玉器，展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和集政治、经济、文化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早期城市形态。这些遗存揭示了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进入具有国家雏形的复杂社会阶段，冲破了西方考古界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束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与同期中原文化持续整合演进相比，吴越地区发展相对平缓。直至吴、越立国建都，吴越文化展现出新的气象。其时，吴、越并立东南，两相争霸。“句践小城，山阴城也”，越国曾定都今浙江绍兴一带。吴国大败越国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攻灭吴国。勾践忍辱负重、逆境奋起的传奇经历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励志典故。清华简《越公其事》记录了勾践推行的“五政”，即好农、好信、好征人、好兵、敕民。这“五政”使“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之民乃皆闻越地之多食、政薄而好信，乃波往归之”，充分展现出古越文化特征，积淀成为吴越文化内涵。吴、越虽相继覆亡，但在长期争衡与交融中形成的尚武重谋、坚韧务实的精神气质，是后世地域认同与持续发展的精神纽带。
公元前222年，秦以吴越地置会稽郡，中央集权统治在此首次实现了制度性确立与深度整合，有力推动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适应中融合、转换中创新。秦至西汉的200余年间，吴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北方。自东汉中后期起，北方战乱不已，吴越文化因远离兵燹而得以持续发展。东汉时期，会稽思想家王充通过《论衡》等论著，展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拨开了两汉时期谶纬神学的迷雾，在中华文明史上刻下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烙印，奠定了“浙学”的批判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思想学术发展的脉络。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写道，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会稽史学家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编定的《越绝书》，史志并重，成为记录吴越地区早期历史文化的标识性文献。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文章《吴越文化润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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